顶端新闻·大河财立方记者 贾永标 赖苏婷 见习记者 王宁宁 文 朱哲 摄影 博鳌报道

在能源结构转型进程中，如何更好地把握“破”与“立”的关系?如何发挥好政府和企业的作用，务实推进碳中和目标的落地?如何更好地发挥绿色金融的作用，促进碳市场建设?

3月29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碳中和：困局与破局”分论坛上，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宣昌能等围绕上述问题，分享各自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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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金融业应帮助把碳市场建设好，助力多目标和多种工具实现最优协调

针对碳中和减排措施的相关问题，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分享了自己的看法。

周小川表示，现在气候变化问题面临某种困境和挑战，暂时不可能让所有的组织把“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当作最优先最高的目标。在多个目标下，理论上碳减排工具有最优选择，所以我们要寻找最优解。

周小川认为，多数的政策目标是可以协调的，需要设计一个目标函数，每种目标各有权重以及其约束条件和价格，把每种政策目标的价格和权重调节好，就可以实现碳减排路径上多目标下的最优解。

此外，针对碳中和过程中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角色定位，周小川表示，部分金融机构自身做的低碳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其所采取的金融活动，例如投资和信贷，金融机构应该考虑自身所支持的对象是不是在向“零碳”前进，是不是有助于实现“零碳”的发展，这是更为重要的事。

最后，他提到，金融业的很多市场都具备金融特性，其中也包括未来的碳市场及其所涉及的部分衍生产品的发展和监管，而这些恰巧是金融界非常擅长的领域。因此金融业应该帮助把碳市场建设好、运行好，同时能够根据碳市场给出的信号，在多个目标和多种工具之间实现最优协调。

易纲：实施碳达峰碳中和需要“胡萝卜”加“大棒”

中国人民银行近年来推动绿色金融发展和绿色金融国际合作领域当中做了大量工作。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介绍，人民银行推出了碳减排支持工具。第一类是对节能环保、碳减排技术提供支持，第二类支持煤炭清洁能源。这两项工具自2021年11月推出，已累计使用3000多亿元再贷款，商业银行运用这些再贷款发放了超过6000亿元的贷款。

他指出，实施碳达峰碳中和需要“胡萝卜”加“大棒”。比如，高昂的碳价或者碳税，这就属于“大棒”。而“胡萝卜”就是人民银行的激励机制。

易纲介绍，人民银行的碳减排支持工具按照1.75%的利率给金融机构提供再贷款，但要求商业银行必须承诺对外披露碳排放的贷款余额利率和相应项目所产生的碳减排信息，还要接受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和老百姓的监督。

易纲表示，这个“胡萝卜”激励机制风险可控，是适中的。“我们在项目提供上对中资、外资一视同仁。”

“2022年，碳减排支持工具带动减排了相当于一亿吨的碳，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始。目前中国的绿色贷款余额已经超过了22万亿人民币，约等于整个贷款余额的10%，我们的绿色债券也超过了2.5万亿人民币。所以，我们想用人民银行的激励支持工具去实现中国的碳达峰、碳中和。”易纲说。

宣昌能：发展转型金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人民银行副行长宣昌能在发言时表示，发展转型金融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中国的产业结构偏重，工业化、城镇化在推进过程中，既要发展绿色产业，更要推进高碳行业的低碳转型。转型金融可以为绿色低碳转型提供合理必要的金融支持，“这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和必要”。

宣昌能表示，下一步，将积极推动转型金融标准尽快出台和落地实施。按照成熟一项、推出一项的原则，有序拓展转型金融标准覆盖的行业范围。

宣昌能提到，要丰富完善转型金融工具，我们已经推出了绿色债券、碳中和债券、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等创新品种，未来要继续创新股权类融资工具、证券化产品，保险和担保等风险缓释工具。

宣昌能认为，接下来，金融机构和企业要加强自律，强化碳核算和环境披露的意识和能力，大型金融机构要走在前列，推动逐步实现强制的环境信息披露。